今夏，「芙烈達熱潮」（Fridamania）席捲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Tate Modern）推出夏季重磅展覽「Frida: The Making of an Icon」（展期為2026年6月25日至2027年1月3日），成為該館歷史上預售最受歡迎的展覽。芙烈達．卡蘿（Frida Kahlo）的巨幅肖像從皮卡迪利廣場（Piccadilly Circus）的大螢幕上俯視人群，卡納比街（Carnaby Street）上空飄起傳統墨西哥彩色剪紙旗（papel picado），印有卡蘿形象的襪子和滑板擺滿紀念品商店。試問還有哪位藝術家，能擁有如此深入人心、人盡皆知的視覺符號？

2005年泰特現代美術館舉辦上一場大型卡蘿回顧展時，其餘超現實主義女性藝術家還只在策展人與資深藏家的小眾圈子內為人熟知，普通大眾鮮有瞭解。時隔二十年，她們已然成為藝術市場中增長最快的板塊之一。

藝術史學家Alyce Mahon解釋道，「芙烈達熱潮」一詞誕生於1982年倫敦白教堂美術館（Whitechapel Gallery）為卡蘿與蒂娜．莫多蒂（Tina Modotti）舉辦的展覽。當年，策展人蘿拉．莫薇（Laura Mulvey）與彼得．沃倫（Peter Wollen）便指出，對於芙烈達的「狂熱崇拜」，不只源於她的藝術創作，更源於她作為「受難」藝術家的生命敘事，這份經歷讓她被賦予近乎聖徒、殉道者般的光環。

時至今日，這份近乎朝聖式的追捧仍在延續——泰特甚至專門開設展廳，陳列由其作品衍生出來、迎合大眾的周邊商品——但她的聲譽無疑建立在才華之上。Mahon評價，無論是自畫像、描繪流產傷痛的作品，還是控訴美國資本侵蝕墨西哥故土的畫面，她都能以極具原創性、富有感染力的方式，將歐洲與墨西哥的圖像誌與技法融為一體。卡蘿是一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還曾一度成為托洛斯基（Trotsky）的情人。

去年，卡蘿的市場價值迎來新高：《El sueño (La cama)》（1940）在蘇富比（Sotheby's）以5,470萬美元成交，創下女性藝術家拍賣成交價的歷史紀錄（該作於1980年的成交價僅為51,000美元）。然而，她的流通作品存量十分稀缺——卡蘿一生創作畫作不足150幅，其中多數已被各大美術館收藏，且其作品在墨西哥被列為國家文物，境內作品一律禁止出口。她的重要畫作極少現身市場，其市場價值幾乎全部集中在寥寥幾件「鎮館之寶」級拍品之上。

超現實主義女性藝術家的整體市場正蓬勃發展。二戰期間離開歐洲、前往墨西哥與卡蘿交往的一眾移民藝術家——李奧諾拉．卡林頓（Leonora Carrington）、雷梅迪奧斯．瓦羅（Remedios Varo）與Alice Rahon，如今已成為市場上最受追捧的名字。2024年，卡林頓的《Les Distractions de Dagobert》（1945）在紐約蘇富比以2,850萬美元成交，遠超其此前330萬美元個人紀錄。今年三月，美國藝術家多蘿西婭．坦寧（Dorothea Tanning）的一幅小尺幅畫作《Children's Games》（1942）在倫敦佳士得（Christie's）以470萬英鎊成交，近乎翻倍地打破個人拍賣紀錄。

蘇富比數據顯示，超現實主義女性藝術家作品的年度拍賣總額已從2018年的790萬美元躍升至2024年的9,430萬美元，增速超過同時代男性藝術家。

超現實主義女性藝術家究竟如何成為市場中最炙手可熱的板塊之一？對此，Wendi Norris的理解可謂無人能及——她位於三藩市的藝廊代理卡林頓、瓦羅、Rahon與坦寧的作品。Norris早在2002年便前往墨西哥拜訪卡林頓，在近年天價成交紀錄出現前，便長期穩步培育四位藝術家的收藏市場。

「最早一批收藏李奧諾拉．卡林頓、雷梅迪奧斯．瓦羅與多蘿西婭．坦寧的藏家近乎忠實擁躉，主要集中在加州、美國西部與墨西哥，」Norris說，「坦寧生前頗具遠見，將大量作品捐贈予重要美術館，但在此之前，公眾鮮有機會親眼目睹卡林頓或瓦羅的原作。」

Norris表示，這一局面在2012年洛杉磯郡立藝術博物館（LACMA）舉辦「In Wonderland」展覽後發生了顯著轉變，這也是首個聚焦活躍於墨西哥、美國兩地超現實主義女性藝術家的大型綜合展。「該展覽催生了一批嶄新而積極的藏家群體，其中亦包括來自全球各地的美術館策展人，」Norris補充道。

Mahon於2018年在馬德里索菲亞皇后國家藝術中心博物館（Museo Reina Sofía）策劃了坦寧的首個大型回顧展。她將這次進展歸功於一批富遠見的機構負責人，如索菲亞皇后博物館的Manuel Borja-Villel與泰特現代美術館的弗朗西斯．莫里斯（Frances Morris），正是他們推動這批女性藝術家走入主流視野。不過她也指出，超現實主義本身就是一場女性早已佔據重要地位的先鋒運動，「毋庸置疑，#MeToo運動也向各機構施加了壓力，促使行業修正長期失衡的展覽與收藏結構。」

即便收獲機構關注並屢創拍賣紀錄，但市場價值仍高度集中於少數幾位明星藝術家身上。《巴塞爾藝術展與瑞銀集團環球藝術市場報告》（The Art Basel and UBS Art Market Report）由藝術經濟（Arts Economics）的Clare McAndrew博士撰寫，其數據印證了這一點：2025年，女性藝術家僅占拍賣市場前200名藝術家的11%，成交總額佔比僅為8%。即便去年11月出現了卡蘿的拍賣紀錄，這一價值佔比仍較前一年有所下滑。

對於總部設於倫敦、羅馬與紐約的藝廊主理查．薩通（Richard Saltoun）而言——其藝廊長期致力於推廣被邊緣化的女性藝術家——這種價值失衡還帶有鮮明地域特徵，他說：「拉丁美洲人似乎完全不吝於將自己的女性藝術家奉為英雄。而歐洲卻有一種奇怪的固有認知，認為女性藝術家作品價格不該比肩男性同行。」

「歐洲總擺出一副高度『文明』的姿態，」薩通說，「但真正賦予女性藝術家與男性同等市場地位的，其實是南美人。」

在今年六月舉辦的巴塞爾藝術展巴塞爾展會上，薩通將自己藝廊的展位全部奉獻給出生於維也納的意大利超現實主義藝術家Manina，這是其作品30年來首次公開展出，價格區間約為2萬至20萬歐元。對展會多數藏家而言，Manina仍是陌生名字。「除非你身處美術館行業，否則大概率從未聽說過她，」薩通說。

本月在紐約，他的藝廊舉辦了「Scandalous： Women in Surrealism」群展，參展藝術家包括英國藝術家Stella Snead與捷克畫家托伊恩（Toyen）。托伊恩是1936年在倫敦New Burlington Galleries舉辦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國際超現實主義展覽中為數不多的女性參展者。（今年三月，托伊恩的《Le devenir de la liberté》（1946）在倫敦佳士得以370萬英鎊成交，創下其個人拍賣紀錄。）

出生於阿根廷的英國藝術家愛琳．阿加爾（Eileen Agar）同樣參加過1936年的那場展覽。Alison Jacques近期宣佈與其他機構共同代理阿加爾的藝術遺產，目前正在倫敦舉辦其作品回顧展（展期至7月25日）。

「超現實主義女性藝術家這一議題由來已久，」薩通總結道，援引了1986年威尼斯雙年展「Arte e Alchimia」展覽為例——彼時許多如今在拍場上屢創紀錄的藝術家便已參展其中。「只是每一代人，都會從不同的角度重新發現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