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龐比度中心的展覽上，藝術家討論了她在達喀爾的童年記憶以及非人類意識對挑戰既定世界觀的重要作用

Pedro Morais

塔蒂安娜· 杜薇（Tatiana Trouvé）的無人之境

塔蒂安娜 杜薇（Tatiana Trouvé）一直以來都在描繪著居住空間&mdash;&mdash;哪怕裡面沒有人類的存在。無論是通過雕塑還是繪畫，這些空間要麼是由幽靈般的個體填充的&mdash;&mdash;充滿了精靈（djinn）的意味，讓人回想起她在非洲的童年&mdash;&mdash;要麼是重塑規模和時間性，很像夢境或記憶。在龐比度藝術中心（Centre Pompidou）的展覽「Le grand atlas de la désorientation」中，她將這種對世界的理解擴展到人類視角之外，並邀請其他非歐洲的宇宙論，向動物和非人類的感知敞開自己。

儘管人們可以從她的繪畫中發現對現代主義室內設計的興趣&mdash;&mdash;所謂的理性和功能主義&mdash;&mdash;但在她的作品中卻有一種未知的感覺。一個雕塑花園只能透過窗簾和青銅、木頭和貝殼製成的網格才能看到，這些網格描繪了大洋洲人民創造的地圖。在地板上，一幅巨大的繪畫描繪了不同類型的足跡，無論是動物（螞蟻的路徑或狼的嗅覺地圖）、人類（研究自閉症兒童運動的特殊教育教師菲爾南德利尼【Fernand Deligny】提出的「流浪線」）、微觀世界（細胞質和中微子，即基本粒子），還是宇宙（來自原住民夢境的地圖）。同時，展覽中的守護者（Guardians）&mdash;&mdash;堆滿書籍和個人物品的椅子&mdash;&mdash;提供了不同的世界觀，似乎在守護著這個展覽。在這些以女性作家為主的書籍中，包括了瑞士作家和性工作者Grisélidis Réal和17世紀畫家阿爾泰米西婭真蒂萊斯基（Artemisia Gentileschi）。其他作者則探討了多重身份的可能性，如費爾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杜薇不僅想讓我們迷失方向，她還努力將其他地理環境、無形實體和動物意識聚集在一起，讓人類和西方的視角去中心化。（以下是本文作者Pedro Morais與塔蒂安娜杜薇的對話內容）

Pedro Morais（以下簡稱PM）：在達喀爾的童年記憶對你的作品起到什麼作用？塔蒂安娜杜薇（以下簡稱TT）：我從7歲到15歲生活在達喀爾，這是從童年到青春期過度的關鍵年齡。從這個時期，我保留了一種不同於時間的記憶，沒有任何安排好的行程。時間是一種公開的邀請，一種自由的關係&mdash;&mdash;當有人邀請你去做某件事時，它沒有任何限制，可能發生在明天或一個月後。短期和長期的時間交織在一起，在對話中，沒有任何東西被定義或分割。此外，我還受到了「精靈」故事的影響，它們在隱形的情況下仍可以讓自己為人所知。人們會在展覽的「守護者」中發現一些讓人聯想到精靈的東西，這些帶有石頭元素的青銅椅子見證了人類的存在，現在它們已經消失了。我首先想到的是，這些守護者是在群展中照看其他作品的仁慈角色，這與那些氣宇軒昂的作品截然相反。通過放置在這些椅子上的物品，人們可以想像人和精神&mdash;&mdash;這些書表達了對世界的不同觀點，我喜歡在展覽中一起展示。

PM：你想以何種方式轉變龐比度中心與空間的關係？TT：這個空間經常與外界隔開並封閉起來。我這樣掛起窗簾，是為了讓內外融為一體，讓參觀者在自然光下或從街上透過窗戶看到雕塑。我對諸如卡洛斯卡帕（Carlo Scarpa）這樣的建築師很感興趣，他的建築通過把荒蕪元素引入空間而讓那裡變得宜居&mdash;&mdash;比如威尼斯的水&mdash;&mdash;還有烏戈拉皮耶特拉（Ugo La Pietra）和他的箴言「居住意味著四海為家」。這並不是說一個人把存在感強加於人，而是通過構建自己和城市環境之間的其他關係，用改變自己的觀點，轉移自己的視線，尋求將城市當做一個親密的空間居住。在我的展覽中，空間是由繪畫構建的，這些繪畫有的掛在牆上，有的懸於空中，它們的不同形式創造了不同視角，並邀請觀眾移動他們的視線，開拓橫向的視野。眾多的觀點在視覺上展現出來，就像是「守護者」和書籍一樣。我對人類學家Barbara Glowczewski的工作非常感興趣，他研究了澳大利亞的瓦爾皮瑞人（Warlpiri）如何將做夢融入他們的日常決策並生活在「夢幻時光」中。做夢是我創作的一個重要素材。夢境不遵循時間，也不強加任何等級制度&mdash;&mdash;我希望參觀者能接觸到不同層次的現實。

PM：你在一張覆蓋整個展覽樓層的繪畫上繪製了不同類型的路徑&mdash;&mdash;人類、動物和原子。在你掛在牆上的繪畫中，你有時會展示放置在室內的石頭，或者是空地上的博物館長椅。這是在邀請我們摒棄以人類為中心的凝視嗎？TT：Glowczewski準確地喚起了一種構想世界的方式&mdash;&mdash;一種不區分身體和精神、不區分生命體的原住民圖騰主義，消除了我們和做夢人的精神之間的界限。人和螞蟻的地位沒有區別&mdash;&mdash;各個要素都是相互依存的。他們通過聯繫而存在。在龐比度中心展覽空間的地板上，我複製了一個夢想之旅的繪畫，與其他穿越空間的方式相銜接，包括螞蟻爬行的方式。參觀者因此探索不同的世界，他們走在感知世界的不同方式中。當我們迷失方向時，我們才開始尋找。這種「不安」可以成為連接事物的一種方式，在這裡，我使用銅或繪畫的線條作為傳導的形式，把我們從一個層次帶到另一個層次，試圖尋求連接而不是分割。

<div>PM：你是否將這種由夢境引起的迷失引入你的繪畫過程？ </div> <div>TT：在繪畫里，我使用預先著色的紙，因此它們不再是中立的。我把它們抹在畫布上，然後在其表面噴上漂白劑。 這形成了一系列的污漬，從而成為繪畫的起點。正是不同層次的現實在繪畫中的共存，可以引導我們回到夢境&mdash;&mdash;當我讓自己跟隨直覺的引導時，它會隨著這些改變開始並延續下去。 在2020年創作的「From March to May」系列繪畫里，我於第一次疫情封鎖期間開始在幾家國際報紙的頭版上創作，我希望世界可以在我們無處可去的時候來到我家中。 正是在這些繪畫和頭版新聞之間，藝術創作逐漸顯現出來。 在這個非常奇怪的時期，把我們限制在家裡意味著與外部世界的隔離。 在這些繪畫中，我還召喚了被指責對目前這個全球範圍內的歷史時刻負有責任的動物。&nbsp;</div>

<div>PM：如果你的創作與記憶的非線性功能有關，你給「遺忘」什麼樣的位置？ </div> <div>TT：我把我的一個系列稱為「Les Dessouvenus」，這是根據布列塔尼語的一種表達，指的是失去記憶的人。對我來說，「遺失記憶」（se désouvenir）不是忘記，它不是一個人要忍受的東西，也不是創造一種缺失。 記憶的喪失如果是病態的，可以被當做一種死亡體驗。但是，記憶是處於不斷丟失的過程中的，抹去輪廓恰恰是為了讓其他東西重新顯現。&nbsp;</div>

<div>Pedro Morais是一位藝術評論家、策展人和波爾多高等美術學院（École supérieure des Beaux-Arts de Bordeaux）的當代藝術教師。 </div> <div>塔蒂安娜 杜薇由高古軒（紐約、比佛利山、倫敦、巴黎、勒布爾熱、日內瓦、巴塞爾、格施塔德、羅馬、雅典、香港）、貝浩登（巴黎、迪拜、紐約、香港、首爾、東京、上海）和König Galerie（柏林、首爾、維也納）代理。 </div> <div>塔蒂安娜 杜薇的展覽「The Great Atlas of Disorientation」在2022年6月8日至8月22日於巴黎龐比度藝術中心舉行;「塔蒂安娜 杜薇」在2022年6月8日至9月3日在高古軒巴黎空間舉行。&nbsp;</div>

在其龐比度中心的展覽上，藝術家討論了她在達喀爾的童年記憶以及非人類意識對挑戰既定世界觀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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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ccasion of her exhibition at the Centre Pompidou, the artist discusses her childhood memories of Dakar and the importance of non-human consciousness in challenging established ways of seeing the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