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住在溫哥華的時候,每天我都會經過我家附近一間藝術家經營的藝廊“grunt”。有一次,我進去說:“我想在這裡做展覽。”那時我大概18歲。策展人回答道:“給我一份你的簡歷吧。”我去了一家咖啡館,鬼使神差地在廁紙上寫了一份簡歷,然後回去遞給了他。一年後,我真的在那裡舉辦了展覽,而且那場展覽還引起了媒體的關注。我想,“嗯,這很酷。”

我成為藝術家的故事也與我的家庭有關。在我的祖父被暗殺後,我的父親逃到了撣山,這裡是中國、緬甸、老撾和泰國接壤的山區。 1964年,他幫助建立撣邦軍,為撣邦人民而戰。我母親在1969年加入了他的行列。當我在1971年出生後,我們移民到了泰國。當時我們很幸運,數位有影響力的泰國人向我們施以援手。因為我母親要工作,所以每天放學回家後,我就和家附近的一對老夫婦待在一起。他們會給我做飯,而我就在那裡畫畫。我學得很快。我13歲時,我和家人到了加拿大。
在溫哥華,我就像其他來自老撾、泰國和柬埔寨的移民孩子一樣,從小就被鼓勵去工作——這幫助我逐漸樹立一種強烈的職業道德。我媽媽和我在麥當勞工作,而我爸爸在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 18歲時,我加入了加拿大皇家海軍備役一年。在那之後,我獲得了獎學金,前往艾米麗卡爾藝術與設計大學(Emily Carr University of Art and Design)學習。之後我在蒙特利爾的康考迪亞大學(Concordia University)學習哲學,因為我認為藝術需要哲學。我修讀了一門名為“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的課,還有一門叫做“美學(Aesthetics)”的課。我不再畫油畫了,但我還是會畫許多素描。一年後我就退學了。後來我回到溫哥華,試圖安排一些展覽,但我在那已然是個局外人了。於是我在建築行業找了份工作。我以為我能應付,還能玩滑板及參加派對。我把頭髮都染成了金黃色。

後來我遇到了Heinrich Nicolaus,他當時在溫哥華舉辦一個繪畫工作坊。我那時大概25歲,完全是個新人。我沒有參加他的工作坊,只是在晚上去他的工作室畫畫。他在白天會看到這些作品。在工作坊的最後一天,他在工作室裡一直等到見到我。我告訴他:“我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嚴肅的藝術家。”他邀請我去他在意大利托斯卡納的蒙特菲奧拉爾村(Montefioralle)的工作室工作。
在蒙特菲奧拉爾呆了一段時間後,我加入了潘扎諾(Panzano)附近的一個藝術家社區,我們創建了MoMAP——潘扎諾現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Modern Art Panzano)。其實那是我們租來的一間房子,用來當作開放式工作室。很多人來參觀,之後我們在城裡尋得了一個展覽空間一起共同經營。在MoMAP,我遇到了馬克思塞德爾(Max Seidel),他是佛羅倫薩藝術史研究所(Kunsthistorisches Institut )的總監。我給了他一本我的藝術家書籍——《The Disasters of Military Rule in Burma》,這本書是我在2004年到2007年之間創作的。因為2007年使用真名還不安全,所以我就用我的撣族名字“Huung Hpa”出版了這本書。
2004年,我父親去世了。從此我開始再次關注緬甸。我偶然看到了我父親的照片,特別是一張他對著麥克風講話的照片。我會為他畫一些小型繪畫,然後就把照片收起來。我畫了很多這樣的小畫,我想我在以此消解失去父親的痛苦。
回想起來,我覺得我的流亡經歷是一個巨大的創傷。我記得我父親的一個戰友,一個前撣邦軍官,在我11、12歲的時候被暗殺了。我處理這些事情的方式就是把一切都隔絕在外,而藝術是我的避難所。

本文由駐阿姆斯特丹策展人及學者Kerstin Winking撰寫,她與Dev Benegal共同執導的有關薩望翁雍維的電影《Painting Exile》將於2022年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