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認識亞洲極具前瞻性藝術運動

一群亞洲最傑出的藝術家從戰後幾十年的混亂與躁動中脫穎而出。從在地鐵站上演超現實主義表演，到用注射器向畫布噴射顏料作畫，亞洲地區的藝術家都在不斷挑戰現狀。

今年5月，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的許多參展藝廊將聚焦那些活躍的藝術實踐，不僅呈現在藝術界廣受讚譽的大師，還有那些默默無聞的藝術家。在香港展會之前，我們將再次探索他們曾參與塑造的歷史性藝術運動。

日本戰後前衛女性藝術家

儘管在這一時期，如Yuki Katsura等許多日本女性藝術家做出了極具前瞻性的貢獻，她們卻被排斥到藝術世界的邊緣。生於1913年的Katsura是日本最早的前衛藝術團體之一「二科・九室會」（Kyushitsu-kai）的創始成員。她是該組織成員中唯一的女性藝術家，其他成員還包括具體派的創辦人吉原治良（Jiro Yoshihara）等大師。將于香港展會呈現Katsura作品的東京Nukaga藝廊兼總監額賀古太郎（Kotaro Nukaga）說道：「Yuki是日本真正的先鋒派藝術家，她為其他人鋪平了道路。即使是被廣泛視為先驅的草間彌生（Yayoi Kusama），也比Yuki Katsura小15歲。」

受超現實主義和抽象主義的影響，Katsura以她的諷刺漫畫、拼貼畫和富有表現力的繪畫而聞名。她非常獨立，拒絕被歸入某個特定的運動。1950年代，她先後在巴黎和紐約生活，在那裡她開始創作抽象拼貼畫。她把起皺的紙粘在畫布上作畫，這也是她創作《Millipede》時使用的一種技法，這幅搶眼的綠色繪畫將在香港展會中展出。

和Yuki Katsura一樣，活躍于東京和紐約的芥川（間所）紗織（Saori Akutagawa）也拒絕被歸類。1924年出生于一個富裕家庭，芥川（間所）紗織嫁給了著名作曲家芥川靖（Yasushi Akutagawa）。額賀古太郎說：「芥川（間所）紗織也有聲樂研究的學位，但她專橫的丈夫不允許她唱歌，她便開始畫畫。她把紡織品染色，這在當時很不常見。」賦予女性權力是藝術家繪畫的中心主題，她經常從神話故事中取材，比如《God of Spring》描繪了一個充滿權威、像龍一般的生物，作品也將在香港展會中呈現。

菲律賓與西班牙戰後藝術的跨文化潮流

很少有藝術家能像菲律賓籍西班牙畫家Fernando Zóbel de Ayala y Montojo那樣跨越東西方的鴻溝。1924年出生于馬尼拉一個富有的西班牙家庭，Zóbel是一個自學成才的藝術家，曾在哈佛大學修讀哲學和文學。1951年，他回到馬尼拉從事家族的房地產生意，業餘時間才繪畫，七年後他移居馬德里。Zóbel被認為是西班牙戰後藝術的代表人物，同時他的創作還獨具融匯東西文化的特質。

Zóbel曾在1962年威尼斯雙年展的西班牙館展出作品，也曾在1954年古巴哈瓦那的西班牙-美國雙年展（Spanish-American biennial）代表菲律賓展出作品。「他是一個跨文化、打破東西屏障的人物。」Galeria Mayoral的總監Jordi Mayoral說道：「雖然現在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全球化了，但在當時並不普遍。我將他和移居歐洲的一代藝術家如趙無極或朱德群聯繫在一起，他們都來自亞洲並受到美國或歐洲藝術的影響。」Zóbel的一系列精選作品將由Mayoral藝廊在香港展會呈現。

Zóbel常使用醫用注射器將顏料塗抹在畫布上以創作抒情抽象畫，這使得他創造出由密佈的線條組成的網格，這種技術被運用在他的標誌性作品中，如即將在香港展會呈現的《Saeta 258 (Azul sobre pardo)》。《Péndulo veneciano》等明亮的畫作則令人想起燈籠柔和的光線，和透過用貝殼做的菲律賓傳統窗戶的散射光線，同樣也會出現在香港展會。

具體派和“高赤中心「藝術團體」

1954年，在日本社會處於劇烈動盪的背景下，一群激進的藝術家組成了具體派團體。他們的任務是創作「前所未有的藝術」。從用身體穿透紙屏，到把浸過墨水的圓球扔到紙上，具體派藝術家通過截然不同的實驗，開闢了藝術的新天地。

將由東京畫廊+BTAP呈現的 田中敦子（Atsuko Tanaka）是具體派運動中最備受矚目的藝術家之一。出生于1932年的田中敦子因其充滿感染力的表演而獲得認可，如她在《Electric Dress》中穿了一件由數百個閃爍燈泡製成的裙子。將在香港展會展出的聚合物畫作《Work》，靈感來則自於她的表演，藝術家描繪了彩色電線和燈泡狀的形態。其他具體派藝術家在獨自的藝術發展後也曾短暫加入該團體，其中包括關根美夫（Yoshio Sekine），他創作於1960和1970年代的幾何棋盤式畫作也將出現在香港展會中。

1963年，東京出現了另一個先鋒團體「高赤中心」（Hi-Red Center）。為了打破藝術和生活之間的界限，該組織在整個城市上演了幾場超現實表演。藝術家兼理論家 高松次郎（Jiro Takamatsu）是高赤中心主要支持者之一。他也是「物派」運動的成員，他的「Oneness」系列作品探索了從混凝土到紙張等簡單材料的變化潛力。《Oneness of Paper, No.901》是一件由多層碎紙組成的、充滿活力的紅色作品，將由東京畫廊+BTAP將在香港展會呈現。

「物派」運動

「物派」是1960年代中期出現在東京的一群鬆散的藝術家。他們使用岩石、木材和金屬等原材料，創作了反現代主義雕塑和戶外裝置作品。他們的作品通常有時效性，並很少有人為的干預。出生於1944年的雕塑家菅木志雄（Kishio Suga）是這場運動的關鍵人物。他的作品探索了材料存在的情況，而不是簡單地關注它們的物理屬性。自1970年代以來一直代表菅木志雄的東京畫廊+BTAP將在香港展會呈現藝術家的早期作品，包括一個有著白色膠合板突起邊緣的白色帆布作品《Depth of Inner Edge》及近期創作。東京畫廊+BTAP總監Hiroyuki Sasaki表示：「菅木志雄的作品具有表演性。他試圖讓觀眾察覺到他們與藝術品的聯繫，及作品如何與周圍環境互動。」

另一位重要的物派藝術家是1944年出生于日本的高山登（Noboru Takayama），父親是韓國人，母親是日本人。他標誌性的極簡主義雕塑用黑色的鐵路枕木製成。東京Kogure藝廊將展出他的兩個鐵路枕木裝置、及抽象繪畫和石墨畫。很多人因為修建日本的鐵路而喪生，這令藝術家深感震驚。Kogure藝廊的聯合創辦人Tomoko Kogure說：「他把這些枕木視為權力和勞力的象徵，也是現代文化的象徵。看看他擺放在地板上的枕木，我們可以感受到人類文明發展歷史中的痛苦，以及藏於人類精神中的真誠。」

前衛花道

戰後日本畫家和雕塑家 勅使河原蒼風（Sofu Teshigahara）是他那一代最具獨創性和備受關注的藝術家之一。他與藝術家Houn Ohara和中川幸夫（Yukio Nakagawa）一起掀起了一場引人入勝的前衛運動，擁有數百年歷史的日本花道得以革新。

勅使河原蒼風生於1900年，他是著名插花藝術家勅使河原和風（Wafu Teshigahara）的兒子，從小開始學習插花。1927年，他離開父蔭獨自創辦了草月流花道。他原始、純粹的裝置作品與植物、花瓶、樹皮和鐵等材料結合。東京Taka Ishii藝廊將展示一件創作於1967年，看起來像一個穿孔供石的黃銅塗層木制雕塑。

「勅使河原蒼風非常具有實驗精神。他幾乎嘗試了所有創作方式 — 繪畫、雕塑、拼貼畫、書法和大型表演。」Taka Ishii藝廊的創始人兼總監石井孝之（Takayuki Ishii）表示：“花道大師通常不會這樣做。花道更為傳統，但他打破了傳統，讓花道變得非常自由。”

除了個人的藝術實踐，勅使河原蒼風還於1958年為日本前衛藝術創建了草月藝術中心（Sogetsu Art Center）。這個藝術中心不僅歡迎具體派藝術家及與他同時代的藝術家，還邀請了約翰凱奇（John Cage）、羅伯特勞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和摩斯肯寧漢（Merce Cunningham）等國際知名藝術家，進行表演並引發不同藝術媒介之間的對話。

85美術新潮

在文化大革命後，一場名為「85美術新潮」的實驗性藝術運動在全國範圍展開。毛旭輝是此次運動中「西南藝術群體」的領軍人物，著名藝術家張曉剛和葉永青也是該群體的成員。毛旭輝的作品將由 索卡藝術 于香港展會呈現。

毛旭輝1956年出生于重慶，他領導了一群致力於新具象藝術理念的藝術家。與當時的許多其他藝術家一樣，他被迫遵循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主的課程，但他渴望創造一種新的藝術語言。1980年代，他深受德國表現主義的影響，開始用扭曲的紅色人物來表達當時的審查和隔絕。索卡藝術的媒體與公關主任林家萱表示：“當時的人們很痛苦，毛旭輝想表達自己的感受。後來他發展了一些以日常用品為主的藝術詞彙，如椅子和剪刀，來表達他對權力和權威的感受。”和專注刻畫人物的張曉剛不同，儘管毛旭輝創作所收到的反應不溫不火，但他依然繼續繪畫物體。

2012年毛旭輝停止了繪畫，他前往寮國和印度的宗教聖地尋找答案。當毛旭輝最終重拾畫筆時，他回歸到描繪人物的實踐，讓創作成為一種情感的宣洩。如今，毛旭輝不同時期的畫作越來越受追捧，兩幅畫作憂鬱地描繪了蜷縮的人像，也將在香港展會呈現。“這些軀體看起來像是在傾聽大地的聲音，因為毛旭輝相信我們必須求助於大自然，才能發掘我們的本質，”林家萱說道。

請瀏覽2021年巴塞爾藝術展香港展會參展藝廊名單。 

頂部圖片：毛旭輝《淨地 No.2》（局部）（2019）。由藝術家及索卡藝術（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