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漢堡火車站高聳的拱形大廳，如今呈現出一幅似曾相識卻又難以名狀的景象。舊火車棚側翼柱廊的拱門被焊接的鐵板封閉，其上嵌有宛如化石的砂岩浮雕。這些盤根錯節的造型中，還點綴著磨砂玻璃的獠牙狀裝飾，以及滴狀斑點形態的超寫實刺繡鑲板。在這個洞穴般的空間中央，由亞麻纖維製成的巨大雕塑從天花板的鐵樑上垂墜而下，其淩亂的捲須沿著混凝土地面蔓延，部分沒有地磚的裸露地面被鋪上泥土。雕塑之間，一組揚聲器傳出挽歌般的吟唱，教堂鐘聲和木管樂器的顫音交織回蕩；急促的喘息、嚎叫與咆哮聲也在房間內此起彼伏。

「embrace」是捷克藝術家Klára Hosnedlová迄今為止規模最大、意涵最豐富的裝置藝術展。該展覽同時也拉開了Chanel在漢堡火車站委任項目——一項由Chanel文化基金（Chanel Culture Fund）支援的年度計劃——的序幕，旨在助力藝術家在這座歷史悠久的美術館大廳中呈獻大型創作。然而，就Hosnedlová的職業生涯而言，「embrace」雖為新作，卻延續了她一貫的創作邏輯。畢竟，她始終將創作實踐視為一種材料間的互文，每一件沉浸式裝置，都是孕育下一件作品的沃土。

在她過往的機構展覽中，例如漢諾威凱斯特納協會展覽館（Kestner Gesellschaft）的「To Infinity」（2023）和巴塞爾藝術館（Kunsthalle Basel）的「GROWTH」（2024）中，這位常駐柏林的藝術家展現了她構建沉浸式、特定場域空間的能力。這些空間融合了建築、物件設計、雕塑、攝影、時尚、紡織與表演等多種元素，為她廣泛延伸的藝術參照提供了豐厚的土壤。她作品中反覆出現的主題包括：捷克民間傳說、中東歐的政治變遷與邊界變化、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的功能主義建築，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新浪潮電影。

在這些精心打造的空間中，Hosnedlová將熟悉的色調、紋理、歷史背景和情感色彩抽象化，而非直接演繹這些主題。在這些詭異而富有電影感的環境中，觀眾被邀請通過自身情感去解讀作品，但作品又最終迴避了客觀詮釋的可能性。

在準備這次訪談時，我記下了一些關於她的論述中反覆出現的結論──圍繞著烏托邦、反烏托邦、後人類中心主義、後世界末日、外星人等這些據說是她作品基礎的討論。不難理解這種結論的刻劃，但對Hosnedlová來說，「這很有趣」，她邊笑邊說。「讓作品具有『後世界末日』感從來都不是我的考量。同時，我未曾真正思考過它是否應該表現出『烏托邦』的感覺──或是觀眾『應該』從作品得到的是甚麼。我一直盡力確保作品的出發點是真誠的。」

Hosnedlová並非否認這種詮釋──相反，她沉醉於那些構成生活本質的未解之謎與內在矛盾所帶來的詩意，我傾向認為這種感性源於她在烏赫爾堡（Uherské Hradiště）的成長經歷。烏赫爾堡是歷史悠久的摩拉維亞（Moravia）地區的一個城鎮，地處現代奧地利與斯洛伐克邊境附近。據藝術家介紹，這個地方有四個重要元素：民間傳說、葡萄種植、自然景觀和重工業。「這裡的自然景觀無與倫比，一直給我帶來無窮靈感。但另一方面，生活在這裡非常艱難。這裡到處是工廠，到處是極其粗糙、醜陋的混凝土建築，我的大多數家人都在那裡工作。人們從清晨一直勞作到深夜，卻只能拿到微薄的工資。」

Hosnedlová所設定的場景是特定社會歷史與政治條件的結果，也就是1950與1960年代在蘇聯的影響下，捷克斯洛伐克的急速工業化。這種背景和對後世的影響，構成了Hosnedlová的創作基石──她形容為「浪漫與憂傷之間」的張力，儼然是遍佈她故鄉的共同風景。

在「embrace」展覽中，蓬亂如觸手般的掛毯懸掛於整個空間，挑戰了「大廳的開闊與強烈的陽剛氣質」，創造出靜谧內斂的空間。這些雕塑作品部分高達9米，用未經加工的亞麻與大麻纖維編織而成，由Hosnedlová與波西米亞掛毯工匠於布拉格附近一個拱形木穀倉中合作完成，藝術家親手將其染成斑駁的泥土色。它們粗獷的質地和草本的氣味令人聯想到古老的苔蘚或纏結的羊毛。儘管這些材料看似厚重，Hosnedlová卻迅速指出它們的脆弱性：「一旦著火，它們會瞬間燃燒起來。」她打了個響指說道。

火，其實也是「embrace」中反覆出現的符號──幸好並非燃燒中的火焰。在前文提到的刺繡作品中，有一雙手，或是拿著燃燒的樹枝靠近蝴蝶翅膀，或是手執打火機移向汗水濕透的軀體。這些作品以棉線手工刺繡製作，是Hosnedlová裝置作品起始的重要部分，她以此逐漸發展出以手工創作來「創造世界」。

Hosnedlová在布拉格美術學院（Prague's Academy of Arts）學習期間開始運用超寫實主義技法。「當時所有的工作室都由男性主導。」她回憶道，「我所在的繪畫工作室相對更開放一些。工作室負責人擅長創作巨幅抽象畫，這也影響了他的教學風格。但每當我站在巨大的畫布前，總感到強烈的壓力。」

手工刺繡很快成為Hosnedlová的解壓良方，但「學院裡沒人用紡織品，刺繡更是被視為家庭式的消遣」，這種觀點源於對手工技藝狹隘的性別劃分。但她並未氣餒，「如果我決定一輩子做藝術家，至少得享受創作過程吧。」她幽默地說，「於是我開始像使用顏料那樣用纖維創作。」她憑藉直覺，用層層疊疊的棉線構建色調與質感。這些刺繡作品不僅喚起了人們對淳樸家庭生活和民間工藝的聯想，還記錄了Hosnedlová世界構建中一個關鍵但看似缺失的元素：表演。

在每次展覽開幕前，藝術家都會邀請一群業餘表演者參與展覽，記錄他們與作品之間的互動，作為未來創作的素材。儘管這一過程從未對公眾開放，但它們是連接Hosnedlová跨越時空創作的關鍵節點。

先前演出剩下的物件與現成物（或是失物？），成為了瘋狂過後的痕跡。例如，鑲嵌在掛毯中，播放著柏林作曲家Billy Bultheel憂鬱編曲的喇叭，就來自德國首都的一間電音俱樂部，上面佈滿泥濘的腳印，沒有明言，但卻暗示著它曾所在場地和經歷。

Hosnedlová的藝術方法最終實現了對現實的懸置，或者說，對構建現實的手段和策略提出了質疑。從根本上來說，她積極引導觀眾參與一場考古式的探索，迫使他們從遺留的碎片中拼湊出意義。然而，這種設置本身就是一個巧妙的把戲，因為根本不存在需要「解決」的謎題。Hosnedlová揭示了「解決」這一意圖本身是一種建立在推測之上的行為，其目的正是為了掩蓋現實的複雜與流動。她並不提供關於世界「應該」如何或「將會」變成怎樣的明確答案，而是揭示了這類預設所依賴的根基是多麼不堪一擊。

儘管Hosnedlová的視角獨特，但她營造的藝術環境卻成為了一面棱鏡，讓我們得以更廣泛地反思人類歷史的混亂軌跡。這些密集豐富的藝術層次，勾勒出我們與世界互動所產生的混亂與動蕩，以及那些偶爾閃現出的深邃與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