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們而言，那簡直成了一個全民熱議的爆點——所有媒體都只盯著這一點不放，」威尼斯雙年展德國館策展人凱薩琳．萊因哈特（Kathleen Reinhardt）在回憶官宣德國國家館參展藝術家後引發的反應時說道。儘管新聞材料刻意迴避提及東德或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民主德國，GDR），媒體報導卻幾乎完全聚焦於一個事實：兩位參展藝術家蕭崇（Sung Tieu）和亨里克．瑙曼（Henrike Naumann），以及莱因哈特本人，都在前東德長大。「媒體把整件事簡化成身份敘事，」萊因哈特說道，「藝術家固然以東德成長經歷為創作底色，但其作品探討的是更為普世的議題。」

展覽以「Ruin」為題，藉由場館的法西斯建築（該建築於1938年經納粹黨重新設計）這一媒介，重現那些長期被該建築所排斥在外的歷史。正如萊因哈特所言，「對我而言，引入蕭崇和亨里克的立場至關重要，她們的視角與新納粹主義的當下現實緊密相連。」戰後的歷屆德國館展覽項目，大多站在西德立場解讀這座建築，將納粹主義視作一段需要保持距離地加以承認的往事。」但在東德長大的一代人眼中，納粹歷史從不是遙遠舊事，而是嵌入日常生活的殘酷現實。儘管民主德國官方的官方立場一貫為持反法西斯立場，但當地的極右翼意識形態的陰影卻常常被忽視。」

蕭崇是越南合同工的女兒。她用逾300萬塊大理石，為德國館的外立面打造了一層1：1比例的馬賽克表皮。這層表皮複製了她在1990年代曾與母親一同居住，Gehrenseestraße街居民樓的外牆。「我實際上是在德國館之上重建我的家，」她說。連德國館門廊上方雕刻的「GERMANIA」（意為「日耳曼尼亞」）銘文，本是這座建築納粹歷史的遺痕，如今也被Gehrenseestraße街居民樓滿是塗鴉的外牆所覆蓋。「原本單層的展館立面，被改造成看起來有三層的民居外牆，」蕭崇說，「這瞬間帶來了截然不同的身體尺度感知。空間十分狹窄，這些比例完全複刻了我當年和母親的居住窘境，一間宿舍里擠下了三個人。」

此件作品與此前展覽中對該建築結構所做的介入形成了鮮明對比，特別是漢斯．哈克（Hans Haacke）於1993年砸碎德國館大理石地面的舉動。「我不是在剝離，而是用另一重完全不同的場域，與之形成對峙，」蕭崇說。在20世紀70至80年代，約60,000名越南合同工被送往東德務工；兩德統一後，德國政府試圖將他們遣返亞洲，許多人就此陷入朝不保夕的困頓處境。「這些勞工曾為建設民主德國出力，國家解體後卻慘遭遺棄。直到1997年，他們才獲得了與西德『客籍工人』（Gastarbeiter）同等的權利——但這並非以移民身份，而是通過兩德平權政策才得以實現。」

透過蕭崇的馬賽克覆層上帶簾的窗戶，瑙曼沉浸式多組件裝置詭譎迷離的光影隱約透出。空間內泛著螢螢綠光，令人想起東德境內蘇聯廢棄軍營的牆面色調。在展廳一側，瑙曼重新詮釋了她祖父在1960年代於肯尼茲（Chemnitz）——當時名為卡爾-馬克思城（Karl-Marx-Stadt）——繪製的一幅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壁畫。在展廳另一側，瑙曼呈現了一個客廳的立體浮雕，以「新德國設計」（Neues Deutsches Design）反叛張揚的風格佈置——萊因哈特補充說，這是「最後一場真正的德國設計運動」。然而，本應鮮亮的鋸齒紋樣盡數褪去，只剩一片灰黑。角落裡的床冷峻簡陋，放在監獄中也毫不違和。「無論你在德國館裡如何努力營造家的溫情氛圍，」萊因哈特在談及瑙曼的裝置時說，「它始終是一個充滿敵意的場所。」

在構思和籌備德國館展覽期間，41歲的瑙曼被確診癌症晚期，不久後於今年二月辭世。「確診之後，她下定決心要完成這件作品，」萊因哈特說。「我們有幸能夠呈獻它，真的深感自豪，」蕭崇補充道。與萊因哈特一樣，她認為完成瑙曼已開啟的工作是維繫一切的連結。「但實在令人心痛，」萊因哈特說，「因為這件裝置標誌著她創作的進一步拓展，而她卻無法親眼見證。」

自2023年起，蕭崇一直在Gehrenseestraße街居民樓組織導導賞，記錄居所往事，延續社區的集體記憶。然而，到了2024年，她得知這棟樓宇即將被拆除。這只是德國長期歷史抹除行為的縮影：從普通居民樓，到備受爭議的共和國宮（Palast der Republik）拆除皆是如此。共和國宮曾是東德議會大樓，柏林牆倒塌後，一度被用作臨時派對和展覽空間。「這實在是太割裂了，」蕭崇如此評價德國與前東德之間的關係，「一邊是懷舊式的浪漫想像，一邊是徹底的漠視與放任。」

在德國館的側翼空間內，蕭崇擺放了一尊母親的人物剪影，由平行鋁條構成，嚴格遵循阿爾布雷希特．杜勒（Albrecht Dürer）的人體比例範式，將人的軀體塑造成被固化、量化、標籤化的符號。她的母親常年在工業洗衣作坊勞作，落下一身慢性病；又因帶有歧視性的勞工法規被剝奪合法工作機會，只能靠兜售香煙維生。另一側展廳中，有鋪天蓋地的瓢蟲造型糖果，在錫紙包裹下，原本的巧克力內芯全被替換成木塊。這件作品將大眾認知中象徵好運的瓢蟲，化作一面鏡子，苦澀折射出社會對外來者的認知方式。

「民主德國合同工的故事，是這件作品的核心，」蕭崇繼續說道，「但這件作品很容易被片面窄化解讀，仿彿只是一屆限定的『東德主題展覽』，熱度過後便被人徹底翻篇淡忘。」當下各大藝術機構開始直面兩德統一的歷史遺留，在統一餘波中成長的一代人也敢於坦誠講述過往，蕭崇的這份擔憂正源於此。在此背景下，這件作品標誌著一個罕見的時刻——非白人視角的東德敘事在德國館中得以呈現。萊因哈特補充：「往屆雙年展雖也有東德藝術家參展，但都是特定世代的男性藝術家，且多出現在群展中，從未真正深入觸碰過這段歷史。」

「本屆德國館的呈獻方式，正正挑戰了人們對於德國當代話語的既有預期，」萊因哈特繼續說道。「早在受邀代表德國參展之前，兩位藝術家就已通過她們的藝術創作持續深入地探討相關議題——她們的作品直指當下現實：右翼勢力回潮、反女權政治思潮抬頭。這些議題迫切需要得到批判性審視與討論。」她說，「畢竟，這些藝術家、這些社會現實，從來都真實存在於這片土地之上。」